米格

December 23, 2007

让领导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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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领导先坐

12月22日,停止运作近半年的香港昂坪360缆 车在重新投入服务前进行试运营,并且邀请了一批特殊嘉宾: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局局长、旅游发展局主席、地铁主席等多名政府官员及公职人 员率先试坐了重开后的首班缆车,并纷纷表示缆车“比以前稳定”、“可见管理公司做了大量改良工作”、“有信心不用太长时间,游客会再来坐缆车”。

请不要为嘉宾们如此这般的表态与赞誉感到奇怪。正是在半年前,昂坪缆车一个无载客车厢在东涌转向站附近堕下,这一严重事故使缆车中断服务、安全检修至今。由此可见,嘉宾们的这些言语,可都是实实在在的亲身“历险”体验后的由衷之言。

或许我们会一时难以适应这种“让领导先坐”的做法,因为这并不大符合长期以来人们见怪不怪的“领导优先”现象:单位里按行政级别顺次安排的“领导专驾”、杭州钱江三桥收费站特设的贵宾车道专供“外宾与领导通行”、郑州文化宫路某饭馆包间门前挂着的“某某领导专座”铜牌……而这一“尊重领导传统”甚至“主子思维”最登峰造极的表现,必然要数十三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大火时,某些官员以两百八十八名中小学生的生命为代价喊出的那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有 趣的是,嘉宾们乘坐的缆车在回程时一度因车 务调动而在半空中停驶二至三分钟,车厢还出现前后移动,真是虚惊一场。事后缆车公司表示这相当寻常,并无安全隐患,平均每隔数天便会出现类似情况,当天也 算是相当凑巧。而且计划于年底正式全面重新恢复运作的缆车公司,在未来数天内还会陆续安排母公司香港地铁及缆车公司的员工和亲属试乘缆车。看着缆车公司这 一平静、客观而自信的表态,对比我们经常遇到的在领导视察工作时从严要求、事先妥善安排乃至“彩排”、以领导安全和满意为第一要务、确保万无一失,实在是 高下立判。

或许我们的领导也能下决心学习香港及其他国家 与地区的成熟经验,强化执政能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要真正提高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平,以人民为对象进行说教、宣传、巡讲、号召、动员以宏扬优良风气并非 良策,甚至可以说本末倒置,从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本上说,榜样和楷模的力量恰恰正应该来自于“先锋队”中的领导。人民至上、民先官后,不应该仅仅是流于口号的官言、面子工程的官功,更应该是亲民、爱民、尊民的官德与官行。

天 灾难避,人祸可免。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和负 面消息时,预测预警、及时报告、应急响应、舆论引导、调查评估以及恢复重建等流程的规范化、透明化固然必需,但努力避免消极、防范、对抗、封锁等心理尤为 重要。更关键的是,“谣言止于智者”固然是真知灼见,但在民众因为暂时的不信任或信息缺失而观望、疑虑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时,领导若能正视失误、亲力亲为、 争做楷范、率先躬行,未尝不是一种有魄力、有智慧而且有效果的打破僵局的好方法,更是非常时期官员们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充分体现。在这一方面,香港特区官 员们用自己的从政理念与行为,用“让领导先坐”的勇气和担当,给我们的领导上了很好的一课。

October 21, 2007

华南虎与胸脯、脑袋、牢房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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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虎与胸脯、脑袋、牢房无关

  网络上对陕西拍到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讨论热火朝天,拍摄者周正龙几乎是拍胸脯保证自己照片的真实性。在对植物研究有二十余年经验的权威专家、中科院植物 所种子植物分类学创新研究组首席研究员傅德志在自己博客上公开声称自己"敢用脑袋担保照片有假"后,周正龙也不甘示弱地回答"看他的脑袋能保多久",并表 示如果被正式造假,自己甚至自己的儿子都可以去坐牢。
      野生华南虎是否依然确实存在是个严谨的科学问题,与拍胸脯保证、拿脑袋担保无关;照片的真实性在公布前是否经过严格的审核与严肃的论证,事关拍摄者的诚 信,更与用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表示实质性支持的陕西省林业厅的政府行为有关;至于是否牵涉到欺诈等刑事问题,这是由司法机构决定的法律问题,一旦坐实, 绝对是"应该"而不是"可以"去坐牢房。
      但为什么看似简单的关于有无、真伪的科学鉴定与判断迟迟无法进行呢?新闻中可以看出奥秘所在:陕西省林业厅从"今年7月确定陕西省有野生华南虎存在"到 10月发布照片的行政效率固然惊人,而发布会后"陕西省林业厅已将建立陕西镇坪华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报告送到了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林业局",以马不停蹄 的高效率希望在陕西"建立起全国首个华南虎保护区,同时还希望争取在镇坪建立起我国的华南虎繁育、研究基地"。这样的"陕西林业速度",给民众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
      如此一来,原本单纯的科学问题,便早早地牵涉到资源的求予和分配,牵涉到条条与块块政府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更牵涉到已经明确声称"我们对这个结论是认真 的、负责任的"的政府部门别无选择的面子问题。如此一来,人的脑袋和蹲班房自然便与老虎的脑袋大小和或蹲或卧的拍摄角度挂上了钩。如此一来,原本的一件好 事便由于表面的信息公开背后的不透明而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
     我们需要的不是无端猜测、不是夸下海口、不是争相发誓,而是独立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负责任与自觉接受监督的政府态度。如今被事关胸脯、脑袋、牢房的意 气、面子、闹剧折腾得无所适从的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些曾经有可能在召开发布会与部门下定论前做得更好。

October 18, 2007

庸俗化地解读理论对研究无益,更对实践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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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化地解读理论对研究无益,更对实践有害

《南方都市报》20071016由王则柯教授撰写的《制度和机制也是第一生产力》对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制设计理论按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通俗的阐述。但这样的解读是不完整的、不严谨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机制设计理论并不像王教 授所言,仅仅是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事实上,机制设计理论和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分别对这两者的代表人 物纳什、哈尔绍尼、泽尔滕、斯蒂格里茨、阿克洛夫和哈耶克、科斯、诺斯等进行了肯定。因此机制设计理论的获奖并非意外,也不是单纯的对信息经济学的肯定。

机 制设计理论的表述非常数学化、学术化,其内涵并不等同于我们日常对“制度”、“拍卖”等名词一望而知的理解。成功的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和满足信息与激励两个 因素:使制度运作所需知识的复杂程度不超出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使经济活动参与者在各自追求个体利益时能最终实现 制度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而拍卖理论更不能等而下之地等同于现实中的拍卖市场与行动,从学术上说它其实是对具有明确交易规则的行为的抽象表述。

在诺贝尔奖委员会列出的重要文献中,赫尔维茨在1972年的论文认为,如果信息分散,那么人们不可能有动力去显示自己的真正偏好。马斯金在那篇1977年写就却在22年 后才得以发表的著名论文中指出,可以被实施的博弈规则,必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都适用。而据芝大经济学系主任菲利浦·瑞尼评价,迈尔森对机制设计理论的主 要贡献在于将资源配置与用以激励个人分享其各自拥有的信息的货币支付联系起来。迈尔森得出了各种标准拍卖机制的期望收入等价这个一般性结论,并且很好地回 答了“在所有可能的拍卖机制中,卖主最优的选择是哪一种?”的问题。这一贡献不但在机制设计中非常重要,更是整个拍卖理论研究的起点。从这些文献中都可以 看出,机制设计理论远不能与关于“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信息经济学划上等号。

更甚之的是,王教授在例子中称许了报社“设局”套取员工对新电脑的需求程度的真实信息,但这一做法按照博弈论的的分析长期看来恰恰是一种失败的制度设计,而绝不是“在操作层面很有意义”的、“国人在信息经济学方面创新天赋”的表现。熟悉博弈论的王教 授一定知道,如此一来,报社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但如果报社希望保持与员工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欺骗、增加相互信任才是重复博弈条件下谋求长 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否则互不信任与合作、以牙还牙的报复带来的损失最终将远大于基于小聪明的“设局”起初得到的蝇头小利。

此 外,单纯基于博弈论的所谓制度解释与设计必然是不严格的:除了信任的因素之外,员工的决策不仅仅是根据工作需要是否迫切决定,还有资金约束和实际需要等因 素,而这些正是赫尔维茨与马斯金的早期论文中对“人们如何有动力显示自己的真正偏好”的关注点。须知,机制设计理论的关键理念恰恰是:除了设想与设计的最 终效果和目的,更重要的是保证这种好的制度安排(或者说博弈规则)在实践中得以实施,关键是实现的手段,是程序的公平,是信息的充分。在这个问题上,以高 洁的目的为名、漠视规则、以饮鸩止渴、急功近利为实,这种在实践中走的弯路和交的学费已经够多。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不熟悉的理论领域的一知半解,更不是对理论望文生义的、庸俗化的曲解甚至误读。这对理论研究无益,更对指导实践有害。

October 4, 2007

身体从来都不是隐私,理想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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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从来都不是隐私,理想才是

   《色,戒》可以有很多种读法和看法。邱立本先生告诉我们,台湾绿营一直逃避的中国意识与历史终于可以被故事里的中国悲情还原了。其实对《色,戒》的各种评论与视角,更是折射出光怪陆离的当代众生相。

    张 爱玲的原著不是冷峻而是强作冷静,她文字深处那种冷眼和冷酷,直把大时代的一切都消解得只剩下不温不火的男女情与苍白爱,只剩下放低了来看的小人物。而李 安连这些许的强作都抽离掉了,想远离政治来探讨这个作品,他认为原著是张爱玲的爱情自传,故事并不冰冷,反而有一种温暖。但媒体与观众首先关注的是比情更 深的色,看到的是比人更低的本能,读出的是真正的俗。电影最重要的并不是导演给予什么,而是他认为观众需要自己给予什么或者观众如何解读自己。如此这般, 却是谁的悲哀。

    如果说台湾地区的影评主要是关于存/去 中国化的讨论,香港地区更多是成熟的商业社会生产出的娱乐八卦,那么在我们身边铺天盖地的则是对下半身的津津有味,关于演员的,关于历史原型的。从这个意 义上说,这与那些竭力掩饰历史真相的行径并没有太大不同,所有的琐细、庸常、恶俗遮盖的是理想的光芒、青春的激情、信念的闪亮。而关于人性,《色,戒》和 近期另一部新片《太阳照常升起》其实极其相似,它们描绘的人性都是虚幻的、手造的、干瘪的、经不起生活洗礼的人性,或是用性代替人性、用小琐碎遮盖大时 代,或是用性爱代表爱、用一些人残余的悲剧时代的青春期激情反过来歌颂这个悲剧本身。

回避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姿态。某一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七十年,而当下的消费时代却已经把理想都用来消费了。我们热烈地讨论主角们的床戏是真是假,讨论故事原型是不是郑苹如以美人计刺杀特务头子丁默邨,却 为什么不关心郑苹如的父亲宁愿不挽救女儿的生命也拒绝出任伪职,为什么不关心郑苹如的日本母亲也支持丈夫的民族气节,为什么不关心郑苹如的弟弟与未婚夫都 作为飞行员战死长天。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曾经的生命有多激情,那些半途凋谢的人生有多灿烂,那些从容赴死与向死而生是多么意气风发;那是锐利的刀,是山冈 上的风响,是迎风招展的旗,是奔流向前不息不竭的江河,是我们民族的魂。

身体从来都不是隐私,理想才是。对那些把理想埋在心底,用身体的湮灭去成全理想却不曾有过一句辩白的人,政客和看客不敢直视,不能理解,也不会去宣扬。国人,是常遗忘的。

外敌断不了千万年的华夏血脉。但一个讥讽和消解了所有高尚的民族,一个恐惧和质疑了所有无私的民族,是会灭族的,是不值得被拯救的,是当不起那些青春献祭的。

韩 毓海曾经提过“民间社会”与 “民族国家”两种不同的现代方案。这个色与戒的故事,往大处看,自是烽火里的河山关州,从小处看,也有的是乱世中的爱恨情仇。但是二者的分野远非鸿沟,真 正的撕裂与疼痛感产生于将他们刻意地对立起来,产生于毫不尊重的讲述与记录。当我们被告之无国则无家时,没有权利保持尊严、燃烧自己,当我们终于明白无家 则无国时,却又没有权利宁静生活、不问世事,那才是最大的梦魇。

先生说:“电影悲剧的源头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情,也是源于一幕大时代的中国悲情。没有这样的大时代的悲情,就没有这样的悲情杀手。没有悲情的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悲情色戒。”这是八年的悲情,却更是当下的悲剧。

August 9, 2007

用制度性措施来打击制度性的家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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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制度性措施来打击制度性的家贼

(回应《南方周末》200782C19版《看好钱包,不要让管家的手伸进去》)

银行代扣业务错误屡见不鲜,但奇怪的是总是多收了钱,却从来没有少收过钱。从统计学上说,这不但不是小概率事件,更绝不可能是无心之失出现的随机对应情况。

报道中,陈北元律师认为代扣问题的核心在于消费者的知情同意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事实上,之所以长期存在这样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的霸王条 款和显失公平合同,之所以长期存在种种服务陷阱、价格欺诈、乱收费和服务不到位等无心或有心之失,根本在于:依然存在某些严重的行业垄断,某些暂时成为绝 大多数人管家的服务商把主人当成了下人,明取暗夺;或者即使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由于缺乏严格的企业监督机制和行业服务规范,作为管家的服务商把自己当作了 主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者便利考虑来单方制定服务合同,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只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引入竞争机制,让主人们有权力选择更称职的管家,管家们的服务意识才能得到保证;而既然家贼难防,靠每个公民看好自己的钱包毕竟不能治本,因此无论政府号称大家长还是公仆,健全法制和强化监督都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份内之事。

July 22, 2007

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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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书评  

品读之新

一群很有才气的年轻爱书人,尝试出版一本内容完全是书评的电子版双周刊物,这样的行动是值得叫好的;而从2006年所出的二十辑中精选出四十余篇文章编为一书,整体的品位也是可以放心的。《读品2006》 的作者们虽然专业背景不同,但在“去学术化、去媒体化”的口号下,尝试避免使用晦涩拘束的学术论文文体与缺乏独立性批评精神的随波逐流写法。他们的评说涉 及文学、艺术、经济、历史、社会、哲学等诸多领域的近年新书与陈年经典,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书评写作标准的“野心”:写一种独立于书之外的书评。

《读品2006》带来的耳目一新,源自与中国书评现状的对比。如今中国大陆每年所出的图书(含重印、再版)超过25万 种,但书评的可观数量掩饰不住良莠不齐的质量,而其独立性一直饱受争议。这群年轻人提出这个年代里的所谓经典,其实只需要“认真地按照自己的感受来生活、 思想、写作”。虽然他们尚未让更多人熟知,但从长期看,这样的精英眼界和平民关怀是与时代要求一致的:全民阅读,读好书,读精品。

中 国书评的现状决定了为什么《读品》这个新颖的批评渠道能够存在,而中国图书的出版现状与国人的阅读现状决定了为什么需要《读品》这类批评方式的存在。在原 有的体制内,能够做到独立、客观、准确的评论是严重匮乏的,如此的稀缺与不对等必然呼唤体制外的替代或补充。《书脉》、《中国独立阅读报告》等更多民间书 评刊物的诞生,恰恰说明了时代呼唤这样的渠道与方式;而这对引入更多的创新和竞争来说,也无疑是一件好事。 

白玉微瑕 

遗憾地,上述现状也决定了《读品》的白玉微瑕:对科学技术内容的不自觉忽略,以及对现实话题的不自觉远离。

由 于作者们知识结构与阅读偏好的限制,《读品》对人文历史、社会科学评论较多,对科学技术等则旁涉较少。但须知对一个国家来说,社科人文给予的是智慧的头脑 与冷静的心灵,而科学技术锻造的是坚强的脊梁与坚实的血肉。而如今的青年一代在热切拥抱技术经济与消费的同时,对科学的漠视令人痛心。

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6年中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在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的22类出版物中,除了相对实用的工业技术类与医药卫生类图书,以及基数较小的天文学地球科学类与航空航天类图书外,无论是自然科学总论图书还是数理科学、化学、生物科学类图书与2005年 相比,出版种数增长率均不高,甚至持平及下降,而初版的种数增长率更是普遍下降;相反,社会科学总论类、政治法律类、经济类、语言文字类、文学艺术类等图 书无论从总体出版种数还是初版种数上看均保持了增长的势头。至于能受到读者青睐的国内优秀科普、科技图书,多年来仍为数甚少;更多的只是简单地译介那些按 照外国读者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及知识结构编写的国外作品。

好 的书评绝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而应该在原书基础上深化开去,到达方法论的层面。方法论绝不会背叛你,它是逻辑,是思维,是意识,是习惯。近来已经 有相当多成功的书评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不可以简单地用方法论来代替书评中科学的启蒙与推介部分,这是因为科学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方法与理性主 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方平持正的性格,一种客观沉稳的心态。在这一方面,《读品》或许还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至于不自觉地远离现实的问题,《读品》人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其主创团队成员之一的周鸣之先生曾提出,“《读品》毫无疑问有自己的社会关怀的方式,并且持续努力着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书与人、书与社会,勾连包容与书相关的一切……永远不可能成为某一个人私有的读品,这便是《读品》的开放价值和包容意义。”

事实上,书评怎样面对此岸,如何参与现实, 在 什么样的层次上、用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程度进行社会关怀,这是作者的权利。在我看来,如果李冠一在评论斯蒂格里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时能够更多地 联系中国的实际而非泛泛的“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如果杨荷能从斯梅尔的《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略微生发开去讨论一下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到底应当看 作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还是社会关系本身,如果刘阳与席天扬在谈及葛兰言与孔飞力眼中的古代中国时,能像黄章晋幻想在1930-1935年间骑着毛驴来到中国的哈耶克那样,提醒我们注意西方学人理论假设背后常被忽略掉的中国社会的现实约束,那么在这一方面,《读品》就可以做得更好。

对于个人来说,是不是要与现实保持距离,是不是满足于自己熟悉与认同的知识领域,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个人选择。但更重要的是从集体与制度层面上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群体性失言,为什么会万马齐喑。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学界的某种可能:人文学者可能会对自己无用的知识有 种过于清高的自诩,把逃避现实等同于规避浮躁的现实;社会科学学者可能会把自己经世济国的学问的效力有种过于迷信的高估与放大,把学理上解释现实等同于改 变现实;自然科学学者可能会处于一种被外界和自身撕裂的半痛半乐中,在名利上得失的两极分化背后是急功近利的现实社会整体上对他们的漠不关心和工具定位。 而这种可能现在已经露出成为现实的迹象。

独立精神

到底有没有可能写出真正独立的书评?《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强调通过谢绝出版社赠书等方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读品》主创团队重要成员梁捷先生则认为,《读品》虽然在经济上独立,但应该放在首位的是坚持“诚实”的品格,“即使不够独立,也可以把自己的局限性摆出来”。相比之下,这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态度和做法。

无 论独立于书的书评是否真的存在,至少我们都知道,超然于出版社、媒体与读者的现实之外的书评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随着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和图书品种的 增加,出版社在自身的成长与激烈的同业竞争中,需要更多宣传性、肯定性的书评,这为书评提供了出版的可能性;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媒体在打造自身品牌时, 需要更多符合自己风格与思路的、区分度高的书评,这为书评提供了出版的空间;最重要的是,读者面对着数量可观质量却良莠不齐的图书,需要高水平的书评帮助 自己最有效率地做出选择,这为书评提供了出版的需求。正因如此,目前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的书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梁捷先 生提出,“《读品》并不排斥纸媒化,问题是怎样纸媒化,拿什么钱,做什么事?我们自己又想做什么事?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书评要受到 诸多现实约束的限制,书评作者也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但当面对出版社与媒体对书评的各种偏好选择,只要书评作者能真实对待自己的心,有自己的坚持、秉承与底 线,只要书评真正做到客观、实在、准确、全面、克制、包容、开放、有针对性,其实并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独立。在出版社、报刊、读者与书评作者四方之间,存 在着均衡与共赢的可能。

自由意志

与书评独立性争论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如今的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产生真正自由的书评?出版社是否有自由的关怀?媒体是否有自由的担当?书评作者是否有自由的品位?读者是否有自由的习惯?

米沃什曾用一句话概括二十世纪的历史:这是一个理想介入行动的世纪,然而当世纪结束时,行动依然存在,我们却不再拥有理想。对出版社来说,以盈利为目的本无可厚非,但使命、道德、启蒙、普及这些词语并不应过分遥远。

《大公报》老报人张季鸾曾说:中 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在告别革命的年代,如果制度和现状等刚性的约束无法改变,如何利用 书评等各种评论方法和表达方式,引导社会谨慎地处理好改革、改良、理性、经验、精英、大众等关系,是负责任的媒体无法回避的问题。

《读 品》人强调,“读和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锤炼的手艺”。但在这样一个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可复制地生产的功利技术时代,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种可能的 危险:写书评沦为一种精细分工的、导致本真写作被异化和共同经验被割断的手艺,一种为媒体发表而作的一望即知的匠气。像天涯社区闲闲书话那种读者完全自 娱、自得、自足、自洽的读书笔记,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会不会被那些宣传自由写作但却不自觉甚至自觉地失去了草根气质的定制式书评所取代?

云也退先生在《中文报纸书评印象》里写道:“如果我们不单把书评看作一种文体,而且看作拓展中文表达的可能性、把人文思想从舷梯铺至地面的一条红毯,作者可以借助书评尝试各种写作方法,书评才有生命力,书评作者——最好是那些居于学界边缘或以外,能够不带特定目的地阅读的读书人——也会有更强的写作自信或责任感。在培养和鼓励这样作者的问题上,报纸一定比杂志的责任更大。”事实上,报纸不仅责任比杂志更大,更几乎是注定要担负着最大的责任。而对读书人来说,需要的是一种内化了的、自觉的、关于阅读的生命张力。

生命张力

关于读书人需要什么样的书评,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作者,应该把什么样的书评给别人看;二是作为读者,对自我的生命来说,更重要的是读书,是那些突然闪过的思考和启发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用一篇表明已阅的书评来自我证明。

好的书评应该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应该是对于一本书的内容和精神的共同分享。在一篇书评里,可以看到作者写出了你想要表达而未能表达的感受,以及你自己由于学力或者眼界所限而无法生发的感受,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评。

作为读者,张力在于对知识的热爱和求索,这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而不是机械的为读而读, 这一点非常类似古希腊中哲学一词的原意“爱智慧”,或者说是更进一步地寻求纷繁芜杂的现象背后一以贯之的逻各斯,这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之后自然产生 的一种精神需求,只要人类还在延续,时间还在延续,就不会终止;从微观意义上来讲,个人的阅读体验是他人难以取代的,当这种体验出于巧合或者有意的寻觅在 他人那里得到印证时,其中悄然而生的惊喜就更加令人心折,作为个人读者的生命张力也就从这一刻起与同类有了联系,并迅速扩展为一张秘密的无形的网,让他们 更加流连其中。正如柳桦先生在《我,阿西莫夫》中所说的:“那些不是书虫的人必定觉得好奇怪:居然有人不停地读书,毫不注意生命的光辉在不经意间逝去。这里似乎肯定有某种悲伤,甚至是悲剧。”是的,这是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的一辈子的神秘的忧伤。

评者本身也是读者,但他们(应当)比单纯的读者更为宽容地看到书中的闪光点,更为苛刻地指出书中的不足,更为激烈地将自己的阅读感受传达出去,同时也更为冷静地审视这种感受的表达方式是否完美,是否明白无误。当身为评者的时候,与读者相对应的,他们应当避免为文而文,这种机械的、功利的评论不仅会败坏读者的胃口,更是对自由意志的背叛。支持他们的应该是像传教士一样孜孜不倦的热情,一种急于分享和表达的喜悦之情,这才是书评界的源头活水,也是身为评者的生命张力所在。作为评者,只有在评论一本书的时候如果能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分享者而非时下流俗意义上的书评人领路人,他所交出来的,才是一团灼灼燃烧的生命,令人眼前为之一亮,而非一张苍白干瘪的试卷,涂满毫无生趣的排列组合符号。即使书评作者受到前述来自各方面的制约,但这也恰恰反映了生命无奈与身不由己的本质和真相。

咒语、秘密和谜

在 充斥着各类畅销书、速成读本、名人传记的书店里,在各种八卦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膨胀的猎奇心理和浮躁心态得到充分鼓吹和满足的网络时 代,我希望可以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让自己的心坐下歇息,安静地读一本书。你始终不能否认读书是一件私密的事情,我无法站在几千人几百人甚至几十人的 讲堂里向着那么多张脸孔、那么多双眼睛讲述对一本书的感受,它是如何打动我,击中我,带我远离人间。这令我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仿佛背叛了一本书对我的信 任。它毫无防备地将自己最深的秘密交给我,我不能一转身就将它出卖给别人。我必须付出对等的代价,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我的思想和心灵,以一种谦逊的、庄 严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书评的意义。你不可能在人群中找到这个人的,他们也许狼狈不堪也许西装革履,唯一相同的是因阅读而始终清澈的眼睛。其实我 也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他,我们都是通过暗号接头的。它不是某个词语,也不是某种手势,这个暗号的不可言说在于,如果你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你自然就会 知道它是什么。

书评的意义,也是阅读的意义。不能说,只能看。后者比前者要严肃得多,因为文字可以保存,亘古不灭,与精神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选择必须失去一样感官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失去,而不是

夏宇在诗集《Salsa》 里吟唱:“只有咒语可以解除咒语,只有秘密可以交换秘密,只有谜可以到达另一个谜。”书正是我们命定的咒语、秘密和谜,而我们需要的书评是解除咒语的咒 语,交换秘密的秘密,到达迷的迷,是魔杖,是钥匙,是地图,护送着我们自由的思考、生命的勇气、求知的欲望和相互的认同。

July 19, 2007

标准双轨制还要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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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双轨制还要维持多久?

    (回应《南方周末》2007年719E30还会出口转内销吗?》)

俗 话说:外事无小事。涉及到对外形象的事情,有关方面似乎总会采取标准“双轨制”,把优质让给外国友人,次优留给自己,体面至上。但对逐利的无良商家来说, 标准双轨制必然最终演变为标准低轨制,“中国制造”永远不会成为一种集体珍视的声誉,只是自己出口的假冒伪劣产品上无足轻重的几个文字。当质量问题在国外 被曝光时,有关方面除了以对立思维去揣测别国“反华”的敌对思维,恐怕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鲁迅先 生说:“中国人或是把外国人看作鬼,或是当成神,鲜有将其视为同类者”。这样无奈的辛辣即使放到如今也依然适用,不知算不算得是另一种悲哀。更可悲的是, 有时候我们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视为同类了,仿佛能吃苦耐劳的国人永远只有吃不完的辛苦耐不尽的辛劳,仿佛外国友人所用更为严格的商品质量标准在“中国国情” 下都不切实际,仿佛在其他国家都鲜有听闻的不合格食品、药物甚至丧尽天良地将毒手伸向婴儿的“毒奶粉”在中国都是司空见惯,存在即合理了。

欧 美各国并不存在强制标准这种说法,而是制定技术法规,以严格监察及执法的方式把好质量底线,因此国外企业有自由度、独立性、积极性和创造力各显神通地去执 行法规要求,所以他们的标准是多样化的,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反,我国以行政法规形式将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标准来执行,但强制标准毕竟不是 法律,根据标准化法和产品质量法,不遵守强制标准,如果造成身体伤害或公共安全等危害性结果才采取行政处罚,一般以责令整改为主,逾期不改才处罚,企业不 遵守强制标准的代价往往只是交纳行政罚款了事,遑论更难以认定的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罚金。

     即使不像器官移植一样有限满足本国公民需要,至少必 须让国人的生命健康与外国友人得到同样的珍爱。应当摒弃“内外有别”的心态,正视问题而不是反向国别歧视,国家制定相关法律并保证严格执法,在制定标准的 过程中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以制度的力量促使标准双轨制自然演变为高标准制,这才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应有的平常心与自信,这样我们的命也才能更值钱。

July 17, 2007

要《1984》,不要《达芬奇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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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984》,不要《达芬奇密码》

年 少时看卫斯理的书,论情节的扣人心弦不下金庸,论想象的灵动无拘不输古龙,但在逻辑的细密严谨方面则极似梁羽生小说的结构特点:初极诱人,然则每下愈况 耳。常常是线索繁多,头绪纷乱,待最后的推断成为死结时,卫斯理却一下子跳出来说:一切的百思不得其解,都是因为外星人!这样的屡试不爽,或许仍可以称 “小说”,却是连“科幻”里的“科学”二字也是愧不敢当的。

后 来看到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或者可以说,如果两种理论都可以解释同样的现象,那么应该使用较为简单的那种理论、需要最少假设的解 释,直至新的证据确然支持另一种理论。由此看来,卫斯理的小说固然可以自圆其说,但从逻辑上说却类似于层层叠叠,架床构屋,为新而新,因奇而奇。

由 宋鸿兵编著的《货币战争》近来颇为热门。作者提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二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看似波诡云谲、跌宕起伏,其实只不过是以欧洲的罗斯切尔德 家族为代表的一小批隐秘地操纵巨额资本的精英私下掌控与谋划的结果。他们为了攫取常人永远无法想象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竟然可以运用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 雨的惊人力量,使有效运行数世纪的金本位货币体系轰然崩溃,让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疯狂的战争机器成为自己的印钞机,甚至任意以刺杀的方式警告或清除林 肯、肯尼迪、里根等不听话的代理人。初时掩卷沉思,不禁像看到货币版的《1984》式真相一样毛骨悚然。

作 者为中国所提的政策建议是恢复金本位,杜绝疯狂发行货币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以便在未来新的世界金融制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为一本少有的中国人写给同 胞看的通俗国际金融历史读物,它唤醒了读者的风险意识和怀疑态度,了解到癫狂的中国金融市场与全世界积聚多时的金融泡沫背后,是人自己手造出来却越来越难 以驾驭的资本的可怕力量,甚至还有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幢幢鬼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可 惜的是,书中不少经济学、金融学的细节疏漏甚至严重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全书的说服力。姑且不论废止多年的金本位是否真的可以有效遏止通货膨胀,世界财 富总量是否由此将受限于全球黄金总储量,书末的政策建议至少是不现实或者不具操作性的:如果真的倾举国外汇储备购买并囤积数千亿美元的黄金资产,则如此短 期内的大买单将对黄金市场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上述的精英阴谋俱乐部真的存在,又岂会坐视不理中国政府公开的大规模资产结构调整?即使单看书中在描 写上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时,将新加坡质疑成立亚洲货币基金具有“道德风险”解释为 “有风险的道德”,对作者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学养瞠目结舌、产生疑问必然可以理解。

更遗憾的是,作者向我们提供了国会记录、政府文件、商业备忘、私人谈话等数百种看似丰富的史料,但这些论据的信度大为存疑。且不谈网友指出的本书与拉夫·爱普逊(Ralph Epperson)早于1985年出版的《看不见的手》(“The Unseen Hand”)一书存在相当雷同,不谈书中论及1985年 后事件的资料数目远少于此前篇章中大量全外文的参考文献;那大量征引却不注明出处的人物主观心理描写与幕后交易、秘密会谈的记载,看起来固然是作者在故纸 堆里耐心的翻检梳理、钩沉索隐,但再辛苦得来的孤证与野史,大概也做不得数罢。如此一来,前述的“令人耳目一新”恐怕只是让未曾读过国外书籍的国人觉得耳 目一新而已,而封面上作者姓名后的“编著”二字更是别有深意。

最重要的是,书里的论证过程有待商榷。事实上,本书中的阴谋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冗余的,因为阴谋的假设前提繁杂,而其他可供替代的讨论货币体系的非阴谋论经典著作与历史资料汗牛充栋,具有同样的解释力甚至更加令人信服。当代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在《我怎样看待哲学》里曾指出:“阴谋理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坏事,像战争、失业、贫困,都是某些有权势的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这个观点广为传播,虽然我相信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迷信。”有趣的是,虽然宋鸿兵先生把奉波普尔为精神导师的索罗斯看做是前述精英阴谋俱乐部的代理人,虽然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曾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度走红,虽然波普尔对何谓“开放社会”一直语焉不详,倒是将其对立面“封闭社会”定义为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支配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但这并不代表了阴谋论的主张。相反,波普尔试图提醒我们的只是对自由和多样性幻境的警惕与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定了自己的挫折与失败都是源自“阴谋论”、“打压论”的个人与经济体,很可能从不自信变为不自省,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不自新和不自醒。

很遗憾,本书作者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从本无必要的阴谋论先验前提出发,用自己预设的理论对原本生动丰富的历史事实进行肢解、挑选、分拣,并且用单因果分析法过于简化了逻辑推理过程,说是穿凿附会、无中生有的臆造或许言重,但说是杯弓蛇影、以繁代简的多疑绝不为过。社会转型期中的不自信心态,开放条件下对外部环境的疑惧,或许都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作者采取了阴谋论取向,写出了天马行空的网络架空历史小说。但作为书的作者,把故事说得好看、生动固然重要,但还要可信、耐读,否则不过是廉价的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甚至可能误导读者。怀疑一切的原则不仅仅意味着酣畅淋漓地解构,还要求负责任地重构。相比之下,同类作品里约翰·戈登所著《伟大的博弈》厚重而不沉闷,敏锐而不偏执,生动而不轻佻, 很可以为《货币战争》的编著者提出关于经典的完美标准:你可以不严肃,但是不可以不严谨。

爱因斯坦说过:万事万物应该都应尽可能简洁,但不能过于简单。阅读的一时快感不能代替严密的逻辑与严格的标准。否则,没有了可信的论据与必要的论证,再令人称奇的论点,再令人动容的战争,也只不过是货币版的《达芬奇密码》。

(《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中信出版社20076月,38.00元)

June 5, 2007

宏观调控比股市繁荣更需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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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调控比股市繁荣更需要理性

    2007年6月4日《中国证券报》名为《股市繁荣需要理性》的评论提出,“引发这次调整的直接原因,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的上调。然而,考察分析一个时期以来市场行情快速上行以至整体估值偏高、结构性泡沫显现的种种情状,客观地说,一轮较大级别的调整本已在众多专业投资人士和富有经验的老股民的预期中,这次印花税率的调整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从一段时间来政府部门推出的一系列相关举措看,抑制‘非理性繁荣’、推进股市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次印花税率调整,是针对股市过热而采取的一次顺势而为的调控,其目的在于通过适度的‘预调’,以避免日后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市场调整的方向,也必将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要求:顺应股市规律,回归投资本源,支持和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大局。……正如阶段性的市场调整并未改变牛市之基本面一样,一定时期的政策调控也未改变政府的基本政策取向。……我们没有理由因一时的波动和调整而对中国股市的远大前程失去信心。我们没有理由因当下的政策调控而对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的既定方针产生怀疑。”

    评论中正确地将近期股市连续大幅度调整的原因总结为以抑制“非理性繁荣”为本意的政策。无疑,非理性繁荣带来的绝不是繁荣,而是非理性,连续数天的非理性熊市便是结出的恶果。非理性应当而且必须得以抑制。但是值得提出的是,除了散户与机构造成的“非理性繁荣”外,政府的非理性宏观调控,带来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在前一轮博弈中,民众天真地认为或者无意中被误导认为自己便是市场的全部内涵,忽视了现实中游走于股市中的多种力量构成的“市场”,与经济学理论中“完美市场假设”、“市场是公平的”等美好愿望的“市场”截然不同。现实中的市场,在无辜而知识储备有限的散户羔羊之外,还有面孔暧昧不清的众多机构。更要命的是,这些机构除了悄然入市的国外资金、难见虚实的国内私募基金外,还有更为巨型的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资金、保险基金、社保基金入市资金。散户一厢情愿地认为集市场之全力与政府博弈,正好比达明一派《十个去救火的少年》里所唱的,“来到这段落只得七勇士,集合在桥边”,当中说不定还有三四个人自己便是纵火主犯或从犯。

    而一直尊奉威权主义为治国策略与管理方式的政府,长期以来并没有成功地转换自己的习惯性立场与思维。权为民所用不假,权为民所授则更应为真。那些出于风光体面的政治制度改革与建设的面子工程,利用媒体进行掩饰、误导、试探、疑兵、操纵信息甚至发布虚假信息的体制性行为,潜意识里依然将民众视作子民,将自己看做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为荣的上帝而非民众公仆。正因如此,在多种宏观调控政策暂无成果的情况下,本应保持理性冷静心态的政府,却比散户采取了更激烈的非理性、报复型行为和无信用、自杀型政策。双方矛盾的激化最后导致制度性的信心破灭和系统性的崩盘。

    这一轮调整中,民众非议最多的绝不是政府的政策意图,而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夜半鸡叫,必然导致比上万亿资产数天内被蒸发的不当决策更为可怕的结果:诚信破产。市场波动轻则皮外伤重则伤筋动骨,而制度毁坏、信心流失却是肿瘤与癌症。政府必须让民众明白、看到和相信,制度是存在的、有效的、会被坚决执行的,绝不应该因为民众的非理性拒绝了政策建议、自己的威权受到一定挑战、调控措施暂时无果或者熊市大阴线丢了自己面子,而变得同样非理性。“策改势不改”固然在理,但再好的势,再有潜力的发展前景,也会被一种最严重的非理性打压得消失殆尽:礼崩乐坏。

    我们需要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见仁见智,没有定论,需要在各有优劣的政策工具箱中权衡利弊,左右挑选;但我们不需要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却是如此确定而明显:调控的秘诀绝不在于出乎意料地与民众对着干,或者脑子发热、不甘受挑战、愤然报复,真正的理性预期学派绝没有出过主张此种非理性馊主意的饭桶;相反,政策的精髓是保持及时、准确、完整、透明的信息公开,并以其法统性、公正性、连贯性、克制性来赢得民众的尊重、信任、支持与执行。

    宏观调控比股市繁荣更需要理性;而长期看来,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的中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繁荣的市场和亮眼的经济数据,还应该是民本位、理性、制度化的宏观调控政策决策与执行过程。

June 4, 2007

2007年6月4日 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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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4日 答记者问

1、股市是否出现非理性繁荣,根据是什么?
——是。
A、众多没有基本的金融知识储备、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风险意识的股民进入股市。
B、逆向选股,使ST股上涨速度远高于蓝筹股。

2、这几天连续大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非理性繁荣带来的绝不是繁荣,而是非理性。这几天的非理性熊市便是恶果。根本原因是政府与民众都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定位,政府以为市场不是应该尊重而是立杆见影地服从自己的调控;民众以为自己便是市场的全部内涵。双方矛盾的激化就导致制度性的信心破灭和系统性的崩盘。

3、政府本来应该怎么做?事已至此,股民期望政府做什么?
——政府本来应该保持理性、建设性、疏导。
如今对政府的期望是制度不能坏,市场波动是短痛,制度毁坏是长痛。政府要让民众明白、看到和相信,制度是存在的、有效的、会被坚决执行的。政府不应该因为 威权被挑战(民众的非理性拒绝了政策建议)、调控暂时无成果(多种政策失效其实不能完全怪市场里只占一部分的散户股民)、熊市面子上过不去(按规定应该停 牌则应不管面子而坚决执行)而变得同样非理性。"策改势不改",但是再好的势,也会被一种最严重的情形打压:礼崩乐坏。政策的精髓不在于出乎意料地与民众 对着干,而是保持公开(及时、正确、完整的信息公开)、公正(即使是要采取突然的政策调整,为什么像本次提前一周出现政策泄露)、连贯、克制。

4、今天的跳水的主要原因,以及未来的走势?
——今天的跳水的主要原因有冷静地对政策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解读已经开始留意到国企上缴红利等长期的政策信号而非印花税和三率调整等相对短期政 策)、恐慌地但是可以理解的抛售(信心或者一直赚钱的幻想破灭、心理线连续被快速击穿、多头曾经引起的小幅度反弹最终被空头压制)、人为的原因(不能排除 有机构打压股价吸纳筹码)等。
未来走势首先是回归价值,ST股必跌,蓝筹股的跌幅只是暂时(如深发展、中石化等的跌停),这样的下跌有可能会超跌(过度下跌),但要相信市场最终必然会 优劣分化,股民最终必然会习得金融知识与风险意识,甚至可能预期蓝筹股出现比以前稍高的溢价,因为这是成熟的股民将以前过度泛滥的、盲目的信心集中在应该 相信的股票上。

5、对散户有什么建议?
——一切金融品都具有三个方面的考量标准:收益性、风险性、流动性。每个散户对这三性的评价、权衡和排序均不会完全一样。
A、将本应用于正常生活、生产的必需资金投入股市或者将不可缺少的现金流投入股市并已引致困难的散户,应该及时退出,因为你们的资金情况完全不适合进行通常标准的趁低吸纳、分摊持仓成本并等待反弹的规范步骤,应该选择更有流动性的方式;
B、以为股市永远只赚不赔、以为政府一定保证全民稳赚的散户,应该改正自己对风险的认识,重新考虑自己对风险性的评价,客观上可以承受风险以换取盈利者不妨继续,风险规避者则应慎重;
C、资金充足、资金成本低、仓位足够大、成熟的有经验的散户,应该按照上述规范步骤执行并耐心等待,因为这次的下跌虽然凶猛,政府的错误虽然相当多,但是 政府事后的弥补姿态以及一个理性健康的市场长期看是利多的,任何的下跌都有限度,尤其在超跌(过度下跌)时,后期的反弹自然不仅是技术性的还是基本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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